数字化管理师_多个低代码应用，撑起一座海边县城的数字化小学

用较少的代码和较快的速度就能搭建出需要的应用，而所有成本只需几千元，凭借着过去的技术基础，郑衡一头扎进了低代码的世界。5年时间里，他利用晚上、周末大量的课余时间来进行低代码软件开发，几乎以一己之力，搭建起了霞浦四小的数字化校园雏形。

霞浦四小的孩子们

县城里的“大”小学

我们拜访霞浦四小那天傍晚，放学后不久，一位身穿雨披、头戴电动车头盔的学生家长急急忙忙地赶来。他身上的雨披不停地往下滴着水，脚下的凉鞋沾满了泥泞的土，黝黑的脸上布满了雨水和焦灼，说自己孩子放学他却没有接到人。

学校教务处副主任郑衡安抚家长情绪的同时马上询问了学生名字，在手机上打开钉钉输入，很快便查到学生的具体放学时间、接送点方向和位置、班主任和带队老师电话等信息，短短几十秒就帮助家长找到了孩子。郑衡笑着对我们说：“这在我们学校是常有的事。”

霞浦县第四小学是福建省独立占地面积最大的小学，位于福建省东北部霞浦县，背靠县公安局，与省重点中学一中隔河相望，占地76亩，有标准的400米塑胶跑道，以及一个标准的运动场，是2016年宁德市重点民生工程。如今，学校周边交通畅通，商超医院齐备，护城河边绿意盎然的公园和一片片崭新的高层住宅楼在远处环绕着。

在最初的建校规划中，学校预备设立60个教学班，最多容纳生源3000人。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县城正聚集起越来越多人口。从2018年到2023年初，霞浦县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从48.3%上升到了62.3%，大量的学生也随之涌入县城。近几年霞浦四小的生源一直在五千人左右，几乎占全县生源的十分之一。

相对应的，学校有教职工260余人，但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外聘老师，编制少，流动性大。老师们教学任务重，一位老师的工作量可能是其他学校老师的2-3倍。

霞浦四小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周边农村家庭、务工家庭、新进城买房家庭，还有不少留守儿童。部分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不足，并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认知都有待提高。“这么庞大且复杂的一个师生家长群体，很多问题不是我们通过口头广播、电话短信通知就能解决的，必须找到一条高效的、便捷的、智能的管理模式，让做事更加畅通。”张仁榜校长说。三年前他到霞浦四小任校长，如何管理这么庞杂的师生群体是他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023年，使用钉钉的第五年，这所诞生在海边的县城小学，找到了自己的数字化道路。2016年，34岁的郑衡选调进城，到了霞浦四小。2017年新校落成，2018年学校开始使用钉钉。5年时间内，原先的行政班子几乎都换了一轮，但他还在四小，用300多个低代码工具简道云开发的应用，搭建起一座完备的“数字校园”。

“郑衡老师为学校的数字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讲，如果说没有他的技术支撑，没有他的这种坚持坚守，就不会有现在这套完备的数字化系统。”张校长深有感触。一旁的工会主席也打趣他：“他就是技术控，还是个偏执狂。”那天随校长和工会主席参观完校园，大家在会议室的一条长桌边坐下。郑衡坐在最边上，大多数时候是听，偶尔接几句话，语气温和。

霞浦四小教务处副主任郑衡

“技术控”是这样炼成的

郑衡出生在霞浦县一个四面环海的海岛渔村，青少年时期只能通过岛外寄来的杂志了解信息技术，偶然的机会在一封广告杂志里看到一种中文输入法的介绍，点燃他了对计算机的兴趣。1996年，郑衡考入师范学校，每周一节的微机课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学校机房晚自习和周末时对学生开放，但每次上机是要买票的，当时师范生每月补贴是70元，一张“机票”10元，郑衡天天去。

“286电脑，DOS系统，黑白显示器。学得最多的就是熟悉键盘和拼打练习，就是打字。”郑衡笑，他现在还保留着盲打五笔输入的习惯。

在校期间，他还提前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自学了FoxBase数据库管理系统，C语言编程等许多计算机领域的知识技能，顺利拿到了计算机二级证书。毕业后，继续深究，很快又拿到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B证书。这些都成为了他如今熟练使用低代码搭建应用的基础来源。

2000年，郑衡毕业后先被安排到乡村小学工作，因技术特长被借调到霞浦职专任教，带头创办学校的计算机爱好者协会，通过与图书馆合作，借助自己开发的图书借阅系统，将大量计算机专业书籍和前沿信息技术杂志提供给学生免费分享借阅。这几年的工作中，他自己的专业也得到了很快的成长。后来由于工作人事调动，又回到乡村任教。

“回来之后就在农村待了将近10年，乡下的工作压力相对小，每天教学楼宿舍楼两点一线，大家同吃同住，食堂都是老师轮流买菜轮流煮。”在乡村教学的十年里，郑衡到了霞浦县仙东小学，一所海边学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郑衡开始尝试将信息技术用在学校管理和教学上，以Excel表格为工具，搭建起一个五星班级和个人评比系统。

“学生常规表现和学业完成情况被量化为积分，通过自动计算、汇总、形成班级和个人的表现星级排名，表现优秀的班级会获得流动红旗。对学生的话来说，可以促进自我管理，也促进他们的荣誉感。”郑衡相信技术能带来更好的成长。

仙东小学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电脑，原先只有老师搜索、打印资料用，后来也变成了学生常去的地方。郑衡调离后，还多次被学校邀请回校帮忙维护这套管理系统，也由此开始思考，这样的学校业务场景应该有什么样更好的解决方案。

2017年，郑衡来到新建的霞浦四小，当时的陈谨校长正为老师上班打卡的问题发愁。指纹打卡经常遇到指纹特征不明显、满手粉笔灰的老师，一到下雨天，雨具遮挡又光线昏暗，校门口常常排长队。

也是在那时候，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结合来实现教育现代化。“校领导带着我们外出调研，参加各种教育信息化峰会活动，跑了不少地方，但都没找到合适的路子。”在那期间，很多教育软件公司主动和他们联系，推广各种智慧校园解决方案，但最终不是收费高，就是停服了。

最终他们参照许多企业的做法，用钉钉解决了老师打卡的问题。这之后，郑衡顺藤摸瓜又去看了当年钉钉的超级发布会。他知道了一个东西，低代码。“当初就是因为钉钉的开放平台能支持第三方应用和自建应用，我们才决心‘拒绝高成本同质化教育软件套餐’，选择使用低代码简道云为自己量身定做满足学校个性化需求的软件，”郑衡抿抿唇，略微不好意思地说道：“关键是经济实惠。”

用较少的代码和较快的速度就能搭建出需要的应用，而所有成本只需几千元，凭借着过去的技术基础，郑衡一头扎进了低代码的世界。5年时间里，利用晚上、周末大量的课余时间来进行低代码软件开发，几乎以一己之力，搭建起了霞浦四小的数字化校园雏形。

郑衡在钉钉上搭建数字化校园

报名、排课交给系统

打开郑衡的电脑，几百个低代码搭建的应用映入眼帘。

“像我要教8个班，我怎么能知道8个班几百号学生的情况呢。”郑衡告诉我们，“但当我打开钉钉就能看到他的信息，他是什么样体质的，什么家庭情况，比如体育课适不适合参加剧烈运动，或者有一些性格偏差的留守儿童，需要个性化教育学生。”大数据给因材施教带来了肉眼可见的便捷，数据中心里存储着大量信息，可以细化到每个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教职工MBTI人格分布、每堂听课评课的匿名反馈、每一次学生矛盾的图片记录等等。

以前每到开学季是霞浦四小最忙的时段，教务处老师们暑假还没结束就开始工作，新生报名时1000多位家长要填写纸质报名材料，几个老师打开十几台电脑录入三四天才能忙完。“但现在，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能安心的过完暑假了。”郑衡借助低代码开发了一套新生报名系统，现在每年8月，老师们将新生报名二维码提前发布，家长只需扫码进群将报名资料提前录入，新生信息直接导入分班系统，自动分班，完美衔接。

“钉钉平台最吸引我们的其实就是它的开放性，也是它的最强大的地方。”郑衡告诉我们，“目前基于校情的业务场景应用多达几百个，涉及全校各处室部门，期初期中期末和日常教育教学的各种阶段各个环节，可以很确切地说：四小的老师们开展学校工作，已经离不开钉钉。”

代排课是郑衡开发的复杂程度最高、开发周期最长的低代码应用。目前已经产生了将近一万五千条记录，从第一条只有简单的代课老师名字和课程，经过五年的优化迭代，现在已经成为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体系化的教务工作应用。

“为什么代排课是教务处主任最头痛的事情，因为要跟人打交道，到底安排哪位老师去上课，需要查请假记录，再给老师们按个打电话确认，给这个多排了那个少排了，都比较容易得罪人。”郑衡告诉我们，学校高峰时段，一周产生了200节需要代上的课，教导处主任常常找到他诉苦“这么大的学校这么多节代课，一个老师就算一天什么都不干，也排不过来”。

“现在最新版本应用的计算公式我也参考了一些游戏的规则，比如防御值越高的时候受攻击时可以减少伤害，我们把这个概念用在代排课系统里，一个老师一学期的工作量足够多的时候，他在代课上就有相当的减免权限。现在排一节课，老师们只需30秒完成。”郑衡认为，这也是数据和系统的不断累加、完善带来的结果，好比磨刀，越磨才能越趁手。

“时间数据化、地点数据化、设备数据化、场地场所数据化、人员数据化，所以这其实就是数字化的过程。”郑衡说，“当我们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系统之后，应用就是活的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一个场景，自然而然会想到可以在应用中添加什么功能。当你足够熟悉它的时候，会发现，整个系统像生长出触手把让所有东西互相关联起来。”

除此之外，学校也积极响应双减政策，四点半托采用社团管理方式，既能满足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又能帮助不能及时来接孩子的家长们。老师们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开设足球、乒乓球、篮球、街舞、美术、书法等等社团课，借助开发的教师自行申报社团，学生自行报名抢课等应用，并将社团课和常规课通过钉钉统一起来管理。

郑衡教学生们使用电脑

郑衡对着电脑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意犹未尽：“我们做的远远还不够多，这都只是冰山一角。”

教育人最懂教育数字化

钉钉给学校带来了便捷、精准、透明和高效的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愿意接受它。

“各种传统线下业务活动，大家都已经根深蒂固。学校数字化的进程，对所有人原有的工作习惯是个重大挑战。比如班主任为了照顾学生家长的使用习惯，开始在微信上自行建立班级群，将家长导流到微信群中，学校发布的通知，自己再转发到微信群里，家长们就更不懂钉钉了。”在刚刚推行钉钉的时候，郑衡很困扰。

张仁榜是学校第二任校长，刚来霞浦四小时也不适应。后来他翻前任校长留下来的文件，自己在手机、电脑上摸索，问人，也请人直接到他电脑上一边演示一边学。他说：“对新的事物就要学习，就要尝试，要持开放的态度，实践出真知嘛，尝试了才会懂。”

“他（郑衡）有时候跑到我这诉苦，觉得很郁闷，不被理解，（别人）责怪他搞的这些。我说你有时候要变通一点，新的事物总是在接受，被人接受都会有一个过程。老师们觉得不方便什么的，我们能不能让它更方便一点、更人性化一点？”张仁榜校长常鼓励郑衡，“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是在日常管理中已经发挥了作用，在很多地方已经帮助我们实现了便捷管理，我们只有一往无前地坚持下去，就不要半途而废了。”

大家都知道郑衡的性格，一个完美主义者，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自从开始用钉钉，凡是工作的事情，通过其他方式给他发消息他从来不会回的。连郑衡自己都说：“说好听点是执着，说得不好听，就是偏执狂。”但郑衡也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们已经逐渐养成了习惯。只要是有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新问题新痛点，或者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优先考虑能不能用钉钉来解决。”

张仁榜校长其实希望郑衡培养起一个团队，不要孤军奋战。但郑衡坦诚：“其实借助钉钉扁平化、高效协同的管理模式，所有行政班子成员、年段长、教研组长，就是我们的管理团队。但在学校数字化转型这场变革过程中，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如他之前所说，老师们都很难从旧有习惯中扭转过来，也无暇从繁杂事务之中抽身研究数字化。

这件事也无法全靠外面的团队来解决。郑衡当老师23年，教过语文、数学、信息技术，当过十几年班主任，也担任过少先队辅导员、教务处主任，“只有跟一线老师打交道，跟家长打交道，跟各个行政领导打交道，你才会知道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想法。”郑衡说，“没有哪个软件公司能够代替学校开发出适合学校的数字化应用，因为只有从内部生长出来的，才是最符合自身需要的。”

数字化系统的目的是高效管理，从而使家校连接更直接、透明，减轻老师负担，使他们有更多精力回归教研，使教学更纯粹。当然，技术如何更人性化仍是未竟的命题，只有不断探索。

“说实在，信息技术我是不太行的，但是我必须支持技术。”张仁榜校长说，“数字化这已经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这不是我们要不要，而是必须要跟着脚步走，甚至要走得更快，不落伍，我们不能被时代淘汰。”

霞浦四小其实还是一所很年轻的学校，建校6年。一切都在飞速变化。建校时种的树每棵都挂了二维码，现在已经高得扫不到了；每年毕业班要在校园里种一棵桂花树作留念，也已经把校园栽得郁郁葱葱，花香四溢了。

在综合教学楼一楼有件标志性装置，一进来就能看到——连通天花板的透明直立管道里，堆放着很多青苹果。它寓示着学校的办学理念，“青色的，懵懂的，不是红苹果也不是金苹果。”张仁榜校长告诉我们，“是说我们更关注学生的进步和成长过程。也是说我们的教育更注重创新，日有所新，日有所进，然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